继《周礼》以后，主张多税并存的人很多。如商鞅，除主张征土地税、人头税外，为了达到重农抑商的目的，提出“重关市之赋”。为了节约粮食，抑制酒肉消费，提出“贵酒肉之价，重其租”(《商君书.垦令》)。王 莽主政时，除征资产税、人力税、工商税外，还征所得税。据《汉书.食货志》载，所得税征收的范围较广。规定：从山林水泊中猎捕鸟、兽、鱼、鳖等及放牧牲畜的；妇女采桑养蚕、织布和缝补的；工匠、医生、祝巫及从事技艺或贩卖的；街市、店铺、区巷、客店中做生意的，都要向所在的县府呈报经营收入。“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即计算纯所得，按十分之一纳税。

    主张多税并存的人，对主体税种的选择往往不一致。随着历史的发展，主体税种不断变化。

    至近代，主张更新税制扩大征税对象的人更多。台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总长周学熙提出，应开辟新税，改变原有赋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即在原有税种的基础上，增设印花税、遗产税、所得税三种新税。他说：“印花税和遗产税，“对于行为而征收，即为中国向来未有之税目，而又无重复可虞。开征新式所得税，实行累进征课，与公平之原则既符，而亦易达普及之目的”(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48-149页)。他的主张虽有为袁世凯政权聚敛财政收入的一面，但确实有利于税制的发展和结构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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