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太阳山教学点上 “人丁兴旺” ，学生数增加到 47 人，年级增加到 4 个。我实在忙不过来，决定说服妻子来教学点帮忙。我的话刚一出口，妻子就来气了： “丢下家中一大堆事情谁来管？我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去？” 等她气消了以后，我还是耐心地说服她： “为了太阳山的孩子，我们就多做一点牺牲吧。” 妻子被我对事业的这份痴情所感动，终于来到了太阳山上。从此，教学点又多了个忙碌的身影，孩子们又多了份母爱的温馨。妻子在教学点协助我工作整整 20 年，从没领取过任何报酬。

　　不耽误学生的课，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责任心，也是神圣的职责。 30 年来，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也没有请过一天事假，因为教学点就我一个教师，我一离开，学生就要停课。 1984 年，我两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炎。我让妻子请乡村医生给她打针、吃药，但不见效。我想等周末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疗，谁知病情恶化，女儿突然离我而去，我抓住孩子渐渐变凉的小手，叫着她的名字，心如刀绞。 1985 年，二女儿又患骨髓炎，我也没有缺一节课，等到暑假才带她去外省的专科医院治疗。

　　女儿生病，让我负债累累。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我的工资从几十元、百来元，到二三百元，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确实有困难。能不能安于清贫，坚守在太阳山上，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有些亲朋好友劝我： “有云，你原来学过医，干脆跟着你舅舅去行医，别在学校里苦熬了。” 还有人开导我，去湖里捕捞银鱼，一天就能赚一百多块钱。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村民家里陆续都有了几大件：船、彩电、手机，只有我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是的，此时我太需要钱了。走，还是留，这是多么痛苦的人生选择啊！但我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太阳山的孩子们，我走了，他们就有可能失学；我留在太阳山，孩子们就有欢乐，我也有欢乐。清晨，虽没有音乐伴奏，没有标准的升旗台，但我和孩子们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了晴朗的天空，嘹亮的国歌响彻了整个太阳山；课堂上，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如叮咚的山泉，让我心旷神怡；下了课，孩子们和我一起唱歌、奔跑、跳跃，那情景让我心醉。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太阳山的孩子受到教育后，有的读了大学，成了国家的专门人才，有的走向山外的天地，成了致富能手。余先云，当年趴在教室窗外听我讲课的姑娘，早已是乡干部了。细细数来，从太阳山教学点出去的孩子已有 20 多人先后上大学，光今年就有５个。有人问我图个啥，我图的就是山区孩子有个好前程，山村有个好面貌，山民能过上好日子，自己能当个好老师！ 30 年来，我感到自己的辛劳没有白费，我的付出已经有了回报。

　　党和政府的关怀更给了我坚守的信心。多年来，省、市、县、乡各级领导部门给了我许多荣誉、鼓励，还拨款维修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我觉得，在太阳山上越干越有希望。

　　要教好学生，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需要潜心钻研教学。我长期不懈地总结经验，探索复式教学的规律。在教学中，我注重发挥小助手的作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多年来，太阳山学生的成绩，多次在全镇名列前茅。太阳山教学点升入山外高小的学生，大部分受到了学校 和 老师的好评。县教研室曾组织全县复式教学教师，到太阳山教学点观摩我上的示范课，我还被邀请到县里，在复式教学研讨会上作经验介绍。太阳山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我在太阳山上奋斗了整整 30 年。由于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开始是我苦口婆心上门劝学，后来是山民想方设法让孩子入学，有的家长甚至藏着户口本，隐瞒年龄，要让四岁半的孩子来报名；有的学区外的家长，投亲靠友，要求让孩子到太阳山教学点来上学。太阳山上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都达到 100 ％，太阳山上没有出现一个新文盲，这就是我－－一个普通山村教师最大的满足！

　　淳朴的山民和孩子们总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对我这位山村教师的感激之情。看见我在盛夏的中午去山上砍柴，他们会主动把自家的柴背到学校来；有时，山民们把我家的稻谷运到镇上，碾成米后再送回来。在生活中，我也许失去了许多许多，但也得到了许多许多，我的生命已经和太阳山融为一体。为了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深山，我愿意在太阳山上坚守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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