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效果不佳。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目前的教育说服力、影响力减弱，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除了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外，最关键的还是言行不一，讲做脱节，因为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双重人格的现象太多了。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文章，文章的第一句是“千年衙门流水官”，这说明他有清醒的头脑，应该是一个好干部，可就在日前，李达昌因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资金1亿元而被捕；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在上任的时候大打廉政牌，不论大会小会，言必谈廉政。有时候，讲到动情之处，竟然眼眶湿润。石发亮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他还把这句话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在背后，他却大开狮口，疯狂受贿索贿几百万元，最多一次索贿80万元；“不虑小过，必有大祸”，这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说的话，可就是他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数百万元，先后包养7名情妇，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存在如此“口言善、身行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教育效果不佳就毫不为怪了。

    （三）监督缺乏力度。“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大凡腐败分子的堕落，无一不是从权力失去监督开始的，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而目前的监督体制、社会氛围、复杂程度都使监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难言的尴尬。从监督体制来看，“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和既要监督别人又要受制于别人的尴尬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监督效能的发挥。从社会氛围来看，“批评领导，怕官位不保；批评同级，怕关系不好；批评下级，怕选票减少。”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现象，已使人们见怪不怪，甚至坦诚直言、敢于批评监督的人被当成了另类；有的还招致打击报复。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送进劳教所；河南省舞钢市原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吕净一因举报该市市委书记李长河而几近灭门；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干部陈少青署名举报该局局长叶东雄的腐败劣迹，并由此引发了海南省工商系统的“反腐风暴”。可就当腐败者锒铛入狱之际，“反腐英雄”却屡遭打击，先是被贬到边远乡镇；接着遭不明身份歹徒殴打致重伤；叶东雄的亲信们还利用竞岗中民主测评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大量投陈少青的“不信任”票将其淘汰……迫不得已，陈少青打算辞去公务员职务，带老婆孩子回乡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从监督对象、客体的复杂程度来看，易发环节多，涉及范围广（八时外的社交圈、生活圈；有的异地，甚至跨国），透明度差，隐藏性强，有的还遭遇法律障碍（如保护隐私等），所以，导致实施监督难而又难。如此这般，监督乏力已不难理解了。胡长清曾说：“组织的监督对我来说，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

    （四）价值取向扭曲。应该说以上几方面主要是客观方面的，充其量是外因，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正如“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样，打倒自己的还是自己。那么打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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